演绎式三段论推理在大陆法系国家是经常被使用的一种法律适用方式，大陆法系有崇尚制定法法典化的传统，法官针对具体个案所做判断，只要能够表明是从制定法演绎推理得出的，一般即可获得足够的有效性。

科斯的放牧者和种植者的想象，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和重叠共识的想象等，都是其研究成果不可缺少的在先条件。例如，在醉驾入刑后，最高人民法院某领导关于醉驾未必一律入刑的说法引发了公众争论，[20]这位领导的理论和教义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的但书，但广大民众，包括公安交警和检察院系统，都没有理睬也没有纠缠这个教义。

对我而言，法教义学的最大弱点不是不适用，而是不长知识，无法以简单的统一规则系统来解说复杂问题。几乎完全相反，社科法学则集中关注事实，包括本领域的相关知识、相关制度机构的权限、历届政府的政策导向、当下和长期可能的效果、社会福利，甚至影响本领域的最新技术或最新科研发现、突发事件等。[26]其实，广东的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一定涉及了其他非刑法教义学的考量。但是，这两部作品给人的启发远超过许多人的田野调查，也包括费孝通一些完全基于田野调查的成果。换言之，这些教义在经验世界中并没有持久稳定且易于识别并与之一一对应的对象。

社科法学强调并注重经验和实证研究，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不需要或是可以放逐想象力。并且，注意修辞也并不意味着要花里胡哨，排比或堆砌，常常相反，好的修辞必须是干净、简洁甚至是直白的，但必须是有趣的，问题有趣、结构有趣、表达有趣。我更偏好实用主义，注重经世致用，相信知识源自生活，反感本本主义。

越来越多的部门法领域如今越来越有别于传统的刑法和民法研究，已经开始摆脱20世纪90年代普遍流行的那种对相关立法或法规的字面含义解说，开始关心立法或监管或司法的实际后果，它们不得不根据变化的社会语境而不再仅仅是根据某外国法的变动来调整修改中国的法律，它们开始注重应对中国新出现的有法律意味的社会事件，因此，它们变得越来越像基于经验的政策性和对策性的研究。[21]不理睬不纠缠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或反对这一教义，他们完全理解，一般说来也支持这个抽象的教义，但是在中国当代社会条件下，他们知道必须想象执法和司法的可能后果：对有权有钱有势者网开一面将引发法官、警察和检察官的腐败，损害法律的权威。其实我从来都尊重法教义学，尊重法教义学者的那份骄傲、矜持和自豪。[9]强世功试图进一步阐发这个概念，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规范意义的宪制或政体概念，并引发了美国学者白柯的关注而进一步展开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政法法学之所以可能浴火重生，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在社会中的利益、社会地位、教育水平不同甚或仅仅是偏好不同而导致一定会有道不同的艰难处境。我只是把这些具体问题带进了学术分析和话语，而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习惯于认为学术是用来勾勒宏大理想而不能甚至不应用来描述和分析卑微现实的，似乎只要正眼看了这些卑微现实就已丧失学术的贞洁。

法教义学集中或首先关注法律和教义，事实问题或非常规性问题只是法律教义分析中必须应对的要点之一。即便是确凿的经验事实，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也可能完全不同。最后，即便传统的刑法、民法也受到众多非教义性质的而是经验性质的社会实践的冲击。《江村经济》是费孝通摔坏了腿根本走不到田野而只能呆在姐姐家中的产物。

从知识类型上看，这些部门法领域如今更像是由社科法学主导，尽管这些研究者根本不在乎或并没在乎社科法学这个标签。四、社科法学的几个问题 除了各部门法自身的社科法学转向外，一些学者也在努力推进以社科法学为旗帜的研究。对于法治和法学的发展来说，它们的功能是互补的，尽管它们之间不无可能产生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意气化的争论。他们基于日常经验做出了判断，因此就只能委屈一下相关的教义。

而对学术训练和研究，从理论上讲，一个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田野。[11]许多法学问题将注定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争论不清，化解不了。

这是一种自绝于读者的文体，你不关心读者，不关心他们的疑问或疑惑，不关心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那么你的分析论证就更少可能获得读者的由衷关切。如此法教义学的边界就变得很模糊。

要构建这个田野，除了需要日常的经验材料外，更需要练运用各种可适用的相关理论和工具。侯猛在讨论实证研究时隐含的一个假定就是这个世界有某些地方，学者通常称其为田野，会更有利于产生重要学术成果，而现在社科法学受制于学者没能自觉找到并长期进入这个田野。法律教义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简化法律人在常规或同类案件决策时的信息需求，因此可以用规则或教义来置换许多相关但在历史上无法或很难获得的信息，也因此在传统刑法、民法领域，法教义学通常能够茁壮成长。侯猛曾经提到，目前社科法学的一个重要不足是缺少强有力的实证研究。社科法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以有说服力的简单便利的理论，以及有效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争夺法律学术的和法律实践的受众。因此，在传统的受法教义学支配的刑法、民法领域，不属于教义的统计概率常常置换了传统法教义学的因果律或因果律推定。

法教义学并没有规定对卖淫必须做狭义解释，也没有规定淫这个字的字面含义不包括手淫。在思想和学术的市场上，我相信的是自由竞争，这场竞争已经开始。

五、结语 以上对时下中国法学格局流变的勾勒，不仅材料不完整，而且带有我的立场和偏见，因为我毫不掩饰对经验研究、社科法学的偏爱。《最检：醉驾案证据充分一律起诉不论情节轻重》，《新京报》2011年5月24日。

典型的例证是，严格责任在古代各个社会都流行，但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这个原则就一度被过错原则置换，这就是因为在近现代社会获得确定过错之信息的手段增强了。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所说的那样，科学革命带来的范式转换会完全改变常规的研究。

例如，今天即便是商法如公司、破产、票据、海商、信托和保险这些法律部门也很难恪守教义了，公司的组织结构已基本没法用教义来确定，必定要由具体的公司根据各种复杂综合性的社会、制度因素来确定，既要考虑政府规制、税收等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也要受行业甚或企业家精神这些高度不确定的因素影响。康德关于世界永久和平的未来，关于死刑正当性的论证，都是基于想象。社科法学关注的法律适用者或解释者不局限于法官，常常也包括一切相关案例或纠纷的裁断者，有法院，也有其他适用解释法律并作出决定的行政机构决策者，如证监会、银监会、专利局、反垄断部门、环保局等。例如，腾讯公司为计算机游戏发行了QQ币，这种虚拟货币的发行违反国家的金融法规吗？QQ币对国家的金融有没有冲击？有多大冲击，或有多少风险，乃至需要设计监管？这些问题的研究，从部门分类看属于金融法研究，但从知识类型和研究风格上看，完全属于社科法学。

事实上，按照这一思路，上文中我放在政法法学名下讨论的，如冯象的研究，就同时属于社科法学。甚至在自然科学上也是如此。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经验上根本就不可思议--一个人以光速运动时看到的扭曲的时间和空间，这需要何等的想象。其实，真正重大的研究成果很难出现，因为那需要范式的转换，而范式转换几乎不是，至少不全是努力的结果，而是各种条件促成的，不可能经常发生。

对于绝大多数法律人，田野其实一定不是一个自然地理空间，而是一个由思想构建的空间。首先，虽然刑法、民法教学在法学院中举足轻重，但是就法律实践而言，就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由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兴起和扩展，传统的刑法、民法的地位看起来在下降。

但是，这类抽象的理论叙述的最主要功能其实是传播了法教义学以及相关概念，培养并强化了部分法律人对法教义学或与之相伴的法律解释、法律思维或法律方法的信任。三、部门法学研究的社科法学转向 同十多年前相比，一系列新的社会经验令我对法教义学在中国的未来并不十分看好，甚至还不如当年我对注释法学未来的判断。科斯的放牧者和种植者的想象，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和重叠共识的想象等，都是其研究成果不可缺少的在先条件。我断言：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政法法学在狭义上的法学研究中的显赫地位会逐步被替代……在未来中国法学中起主导作用的更可能是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

[4][5]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弁言第3页，第168页。法教义学最喜欢自称是自给自足的法律科学，可以从法律文本和法律教义中求得发展和圆融，即便在疑难案件中，也能为……案件的裁决提供理论上可行、规范上可欲、实证上充分的说明。

但在现当代社会，严格责任又重新在产品责任或高风险行业中复兴，其根本原因也许并不是经济学理由：信息不对称（这只是反转了举证责任，但不对称的说法还是假定这些信息可以获得），而更可能因为在社会层面这种关联关系太强大，因此完全可以取代过错责任的因果关系。第二个例子是政治宪法学研究。

由于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各自将对方的核心考量因素仅仅作为自己的考量因素之一，因此两者看待法律和世界的方式其实是尖锐对立的。而这两点都表明，物权法体系不是天然或必然的，而是有学术以外的力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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